为保证给付责任的承担具有现实可操作性，避免过大的裁量权造成权力滥用或懈怠，扶贫活动中行政履职的规范依据、协同机制和监督机制分别得以确立。

在顶层设计上，通过制定一规划两纲要（《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对法治中国建设进行系统谋划、整体部署。法治评估的对象既包含法治理念、法治思维、法治意识、法治信仰等相对静态化的存在，也包含审判效率、犯罪率、和解率、结案率、普法率等动态化的存在。

从法治指数评估的技术属性来看，不断追求科学化、规范化是法治指数评估的应有之义。代表性指坚持抓大放小原则，选取的都是最能够反映法治现状的关键指标。上述要求对地方立法同样适用，依托这一系列规范性要求，地方立法对省级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可从完备性、体系性、良善性和效率性等方面设立质量与数量指标，不啻为促进和改善地方立法质量与地方治理水平的有效途径。例如，万人犯罪率是研判当地刑事案件犯罪情况的重要测度标准，也是各地维护治安状况和法治秩序的重要参考依据。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法治建设取得初步成就，但亟须向全面依法治国纵深推进，于是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指导法治建设的新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对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领域的法治建设进行规范和指引。

再次，遵循评估指标体系的一般专业规范，尤其注重代表性和可操作性。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把实现好和保障好人民利益作为党领导的各项事业的根本目标。如果具有代表国家行使管辖权的行政机关都应当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那么，这种行政机关的何种事项，应当在法律中设定呢？这里要分析的只是必要的法律事项，亦即如何才能构成一个机关。

另拟就了《各部官制通则草案》《各省官制通则草案》。因为国家与人民的法律关系，是根据其他法律命令而发生，而非因官制的制定才成立，故以之属于行政机关的权限，纵然宪法未有明文规定，亦属当然之事。（三）高度成长期的民事法径路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经济的成长，国家越来越需要以高效的行政回应对行政需求的变化。必要的法律事项是应当由法律规定的事项，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

但组织法不定，也影响行为法的发展。对此做法，存在三种观点。

国家行政组织法除了规定应由法律规定的事项外，还规定了诸如职位种类及相互关系等组织通则的内容。如果将三定规定作为组织法规定，在规范强度上又稍显强烈，也与法律保留的民主性要求相去甚远。实践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定相对简约，仅涉及机关定位、主要职责、组织移转等，与组织法律相去甚远。[31]行政法规可以规定行政组织事项，但法律对其享有修正的权限。

但在转化为法律之后，自然应当全部公布。实施更强版本的法律保留已经具有现实的可能性。据此，目前在行政组织上，只有两部法律，其一是1982年《国务院组织法》，其二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简称为地方组织法。行政的组织事项范围决定着法律保留的强度大小。

[10][日]間田穆「民主的法治主義と行政組織権」渡辺佐平編『民主的行政改革の理論』（大月書店，1978年）164頁。第二，新设的内阁府不适用该法，[17]原先的府、以国务大臣为首长的厅和委员会及其外局的相关规定从《国家行政组织法》中删除，纳入《内阁府设置法》的调整范围。

[26][日]有贺长雄:《有贺长雄论学集》，李超编，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8-29页。（3）此外的行政组织，应尽可能由法律规定，但根据现实具体的行政组织特质，国会有不以法律进行规范的立法裁量权，认可行政部门以独自的政令等进行规范，但这时应具有充分且合理的理由。

《日本国宪法》第66条第1款规定：内阁按照法律规定由其首长内阁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组织。有鉴于此，在思想上应当破除不适当的束缚，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应当确立行政组织的法律主义。职员的法定人数由政令规定改为法律规定。日本的行政组织法曾经历过天皇官制大权、高强度的法律保留、相对宽松的法律保留三个阶段变迁，有行为法、组织法、民事法等径路来确定行政组织的法律事项，充分验证了议会与行政组织关系的种种可能。国会认为，与旧宪法的官制大权完全相反，国会应当尽可能细致地规定行政组织，以防止因官僚割据主义发生官僚机构的扩大化，坚决以国会的意志清除过去的积弊。这一规定较1929年版本而言，有两大变化：一是性质的明确化，它将这一条更明确地作为法律事项的范围来规定，而不再与立法程序规定在一起。

因为行政机关自身最清楚现有力量如何更好地配置，如何根据现实需求的变化适时作出调整。[11]这一构想确定的是对外的行政活动标准，是对依法律行政原理（着眼于行为法的授权而展开）的应用。

第三，为了实现实施厅（即所辖事务主要在于实施政策的厅）的组织组成的弹性化，在实施厅设置科等时，在政令规定的数量范围内，其设置及所辖事务的范围由省令规定。第22条规定：各委、部、会、院、署、行、厅，于必要时，得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议增加，减少，或合并之。

[22]间田穆也认为，法律对行政组织规定到何种详细程度，其基准未必明确，从现行法的态度看，也很难在国会尊重国会至上主义的一般原则之外看到什么。组织通则是某一类组织的一般规定，是针对业务相同而辖区不同或权限相同而管辖事务不同的机关共同适用的组织法。

按照法律保留的要求，在国家层面，一方面，要修订《国务院组织法》，补充必要的组织事项规定，修改不符合法律保留要求的组织事项。真正的官制改革是在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之后实施的。在洪宪帝制失败、恢复约法之后，官制又恢复到民初的状态。根据法律优位原则，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因与法律相抵触而自动失效。

在确定法律保留的范围时，需要考虑一些因素，以便确定选取何种法律保留的径路。对于官制的性质及其制定权限，理论上存在争议。

这里不仅是政府的产生，还包括政府的组织和职权。一种情形是法律规定设置特定的行政机关赋予其某种权能，由敕令就其组织作出规定。

三定规定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机构改革决定之下，根据国务院的权限而制定的。[18][日]佐藤功『行政組織法（新版増補）』（有斐閣，1985年）107-108頁。

行政机关的设置应当受法律调整。这种做法也显示出与以往所继受的德国法的很大不同。日本经历了行政组织与法律关系的各种类型，自明治宪法以来大致形成了三种径路的组织性法律保留。行为法径路实际上采用的是类似于侵害保留说的标准。

如果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方式规定各部委的任务和职责、中央与省级政府的权限划分，从理论上来说，就应依宪法和法律为根据。法律规定，政府在新设、修改及废止官房、局及部等主要组织后，必须向下次国会报告状况，政府至少每年在官报上公示一次国家行政组织一览表。

早在新宪法审议之际，1946年9月21日国务大臣金森德次郎在第90回帝国议会贵族院宪法改正特别委员会上提出，在与国民的关系上，产生权利义务关系的官厅原则上要以法律明确规定，或者要由法律设置明确的基础。为此，删除了原先的权限规定。

1949年9月27日，在共同纲领通过之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率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该法第24条规定：行政院及各部、各委员会之组织以法律定之。